行政企业是干什么的企业

行政企业概念与起源

　　行政企业作为政府直接设立或控制的经济实体，其本质特征在于以实现特定公共政策目标为核心使命，而非单纯追求市场利润。这种企业形态最早可追溯至国家形成初期，当统治者需要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民生物资供应时，往往通过直接管理经济资源的方式完成任务。例如，中国古代的水利系统建设便具有典型的行政企业属性，中央政府通过设立专门机构调配人力物力，修建灌溉工程、开凿运河，这些项目不仅服务于农业发展，更承担着稳定社会秩序、促进区域经济平衡的职能。在近代欧洲，威尼斯共和国的公共航运公司、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国有铁路企业均体现了行政企业早期形态，它们通过垄断关键行业资源，为国家财政收入和战略需求服务。这种模式在工业革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英国东印度公司虽然具有商业性质，但其背后始终存在着政府授予的特权和行政干预，成为行政企业与商业企业交织的典型案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完善，行政企业在不同国家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如美国的联邦政府直接运营的邮政系统，其核心职能是确保全国范围内的通信网络覆盖，而非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这种公共服务导向的特征，使得行政企业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其运作逻辑往往遵循行政效率原则而非市场规律。进入20世纪后，行政企业的职能边界逐渐模糊，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的国营企业、中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集体化经济组织，均展现出行政企业与经济管理深度融合的特征。这些机构不仅承担生产任务，更成为国家实施经济政策、分配社会资源的重要工具。行政企业的起源与国家权力扩张密切相关，当政府意识到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解决某些关键领域的问题时，便通过设立行政企业直接介入经济活动。这种干预既可能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如1929年大萧条期间美国政府创建的联邦储备体系；也可能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如北欧国家通过国有化政策建立的公共交通企业。行政企业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国家职能的转变，从传统的军事防御和税收征收，扩展到经济调控和社会服务领域。在特定历史时期，行政企业甚至成为国家财富积累的重要渠道，如19世纪末德国通过铁路国有化政策快速整合全国交通网络，为工业化进程提供基础设施保障。这种经济形态的演变反映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预示了行政企业与市场机制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行政企业的存在形式不断变化，部分国家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将行政企业纳入市场体系，而另一些国家则继续强化其公共属性。无论何种形式，行政企业始终是国家实现特定经济目标、维护社会稳定的特殊工具，其发展历程折射出人类社会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持续探索。

行政企业职能定位解析

　　行政企业作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重要纽带，其核心职能体现在政策执行、公共服务、资源调配与监督监管四个维度。以中国铁路总公司为例，该企业不仅承担着铁路运输的商业运营职能，更深度参与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在政策执行层面，企业通过实施高铁网络建设战略，将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西部大开发"政策转化为具体工程。例如，2015年合福高铁开通后，企业及时调整运营方案，优化列车时刻表，使沿线城市如福州、厦门与江西景德镇的物流效率提升40%，直接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种将宏观政策转化为微观执行的能力，是行政企业区别于普通企业的关键特征。

　　公共服务职能则体现在企业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国家电网在电力供应领域即是典型案例，其通过建设特高压输电网络，将西部可再生能源基地的电力输送至东部高负荷地区。2022年青海-河南特高压工程投运后，每年可输送清洁电力400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00万吨。这种公共服务属性并非简单的政府指令执行，而是通过企业创新构建"电能-信息-服务"三位一体的新型基础设施，如智能电表普及使居民用电管理效率提升60%，电力交易平台实现能源资源配置的数字化转型。企业在此过程中既保持市场竞争力，又承担着保障民生的基本责任。

　　资源调配职能则凸显行政企业在国家战略实施中的特殊地位。中石化作为能源央企，其在页岩气开发中的角色具有典型意义。2019年涪陵页岩气田建成投产后，企业通过建立"政府引导+企业开发"的模式，将地方勘探权与国家能源安全需求相结合，年产能达50亿立方米。这种资源调配能力不仅体现在传统能源领域，更延伸至战略性新兴产业。如中车集团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布局中，通过整合上下游企业资源，使我国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自给率从2015年的30%提升至2023年的75%，有效支撑了"双碳"目标的实现。

　　在市场调控方面，行政企业通过价格机制与产能调节维护市场秩序。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成品油价格调控中，既遵循市场规律又执行政府定价政策，2020年疫情期间，企业通过动态调整加油站油价，确保居民基本出行需求，同时通过期货市场对冲价格波动风险，稳定了全国3.5万个加油站的运营成本。这种双重角色使行政企业成为市场失灵时的稳定器，其特有的"政策工具箱"能快速响应经济波动，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扩大设备采购等方式，为下游企业提供3000亿元流动性支持。

　　监督监管职能则贯穿行政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中粮集团通过建立"三重一大"决策机制，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目标与企业内部治理相结合。其在食品行业推行的"黑名单"制度，对200家供应商实施动态评级，使产品质量合格率提升至99.8%。这种监管不仅限于内部管理，更延伸至行业规范制定，如中国建筑集团主导编制的《绿色施工标准》被纳入国家强制性规范，推动建筑行业节能减排指标提前5年达标。通过将行政权力转化为制度性约束，企业实现了从单纯经济实体向政策实施平台的职能转变。

组织架构与运行机制

　　行政企业的组织架构通常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管理特征，其运行机制以服务性、保障性和执行性为核心。以某省交通厅下属的行政企业——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为例，其组织架构分为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决策层由局长、副局长等高层管理者组成，负责制定整体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执行层则包括工程技术部、运营管理部、财务审计部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推进具体业务；监督层则由纪检审计部门及外部监管机构构成，确保各项操作符合法规要求。这种分层结构使得行政企业在处理复杂事务时能够保持效率与规范性，例如在2022年某省高速公路扩建项目中，工程技术部需在三个月内完成可行性研究，运营管理部同步协调沿线乡镇政府征地，财务审计部则实时监控资金流向，三部门通过周例会制度实现信息共享，最终确保项目按时启动。

　　行政企业的运行机制强调流程标准化与责任明确化。以某市公立医院后勤集团为例，其日常运营采用"三定"原则：定岗、定编、定责。每个岗位均设有明确的绩效考核指标，如物资采购员需在每月5日前完成药品招标文件编制，且招标价格不得高于市场均价10%。这种机制在2023年医院年度物资采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某批次消毒剂出现价格波动时，采购部门通过比价系统筛选三家供应商，经价格谈判后以低于市场价15%的价格完成采购，同时将比价过程全程录像存档。此外，行政企业普遍采用"双线汇报"制度，即业务部门既向直接上级汇报，又需定期向企事业单位管理部门提交专项报告，这种设计既能保证专业性，又能强化监管效能。

　　在跨部门协作方面，行政企业往往建立矩阵式管理架构。以某省文化厅下属的行政企业——省文化演艺集团为例，其组织架构中既包含传统的职能部门，又设有项目制管理团队。当承办大型文艺演出时，艺术创作部、市场运营部、安全保卫部会组成临时项目组，每个成员需同时向本部门负责人和项目经理双线负责。这种模式在2021年省文化厅主办的"红色经典艺术节"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艺术创作团队在两个月内完成12台剧目的编排，市场运营团队同步设计票务系统，安全保卫团队制定应急预案，三组通过共享云端协作平台实时更新进度，最终实现演出零事故、观众满意度达98%的成果。日常管理中，行政企业还创新性地引入"服务积分"系统，将各部门的服务响应速度、问题解决率等指标量化，通过季度积分排名激励员工提升服务质量。

　　行政企业的资源分配机制具有显著的计划性和优先级管理特征。以某市国资委监管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为例，其资源配置遵循"分类管理、动态调整"原则。年度预算编制时，将资金划分为基础运维、重点项目、应急储备三类，其中基础运维资金占比不低于60%，重点项目需经专家评审会论证，应急储备则根据历史数据动态调整。在2023年某市老城区改造项目中，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建立"资金使用效能评估模型"，将3.2亿元预算资金分配至28个子项目，每个项目均设定明确的绩效目标和完成时限。当某地铁站改造项目因设计变更导致成本超支时，公司通过调整其他项目的资金使用计划，在保证整体进度的前提下，将超支部分纳入下一年度预算调整方案。这种精细化管理既保障了重点工程的推进，又避免了资源浪费，体现了行政企业特有的资源配置智慧。

与其他企业类型的区别

　　行政企业作为一类特殊的企业形态，其核心职能聚焦于公共服务的提供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与传统营利性企业、非营利性机构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运行逻辑存在显著差异。以中国公立医院为例，这类机构承担着全民健康保障的职责，其运营目标并非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以满足社会医疗需求、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为核心。例如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公立医院作为防疫第一线，优先保障疫苗接种、重症救治等公共健康事务，即使面临资源短缺和运营亏损，也需严格执行国家防疫政策，这种以社会效益为导向的决策模式与私立医院或商业医疗企业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往往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服务范围，如高端私立医院会侧重VIP医疗服务，而行政企业则需根据政府规划和民众普遍需求配置资源，例如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建设往往由政府主导，其服务半径和项目设置需符合区域人口分布与医疗资源均衡配置的要求。

　　在运营模式上，行政企业的决策机制呈现高度行政化特征。以交通运输领域的城市地铁运营公司为例，这类企业虽具备企业属性，但其日常运营需严格遵循地方政府的行政指令。例如在重大节假日或突发事件中，地铁系统会根据政府交通管制要求调整运营班次，甚至临时关闭部分线路，这种灵活性与商业运输企业以经济效益为优先的运营策略形成反差。同时行政企业的资金来源具有独特性，通常由政府财政拨款或专项基金支撑，而非依赖市场融资或股东分红。以中国国家电网为例，其作为行政企业承担着保障国家电力供应的重任，资金调配需优先满足偏远地区电网建设、新能源基础设施投入等公共项目，这种财政主导的资本结构与民营电力企业通过市场化融资扩大业务规模的模式形成本质区别。

　　在责任承担维度，行政企业往往面临更复杂的权责关系。以教育领域的公立学校为例，其不仅承担教学任务，还需履行教育公平、青少年思想引导等社会职能。当出现校园安全事故时，学校需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同时配合教育主管部门进行责任认定和后续整改，这种双重责任体系在商业教育机构中较少见。而混合所有制企业则更注重市场竞争力，例如某市公交集团在引入民营资本后，会通过票价调整、线路优化等市场化手段提升运营效率，这种经营自主权与行政企业的行政约束形成对比。此外，行政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也体现出独特的制度特征，如公务员编制的管理人员占比通常高于普通企业，这种人员结构直接影响组织决策的效率与执行力。

　　在服务对象方面，行政企业呈现出明显的非市场性特征。以社会保障领域为例，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机构在参保缴费、医疗报销等环节需确保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群体，即使某些地区参保率不足，也需通过财政补贴维持服务连续性。这种普惠性服务模式与商业保险机构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化经营形成对比，后者会通过精算模型筛选高风险人群，或设置免赔额等条款控制赔付成本。行政企业在服务标准制定上也往往具有更高的刚性要求，例如在食品安全监管领域，市场监管部门下属的检验检测机构需按照国家标准对所有食品生产企业进行抽检，而第三方检测机构则可能根据委托方需求调整检测频次和项目范围。这种无差别服务理念使行政企业在公共服务领域具有不可替代性，但同时也带来了行政效率低下、创新动力不足等结构性矛盾。

典型案例研究

　　中国铁路总公司作为典型的行政型企业，其核心职能是承担国家铁路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与公共服务。在2017年高铁网络全面提速的背景下，总公司通过行政手段统筹全国铁路资源，确保了跨区域运输的统一调度。例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总公司协调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政府，推动高铁线路的互联互通。这种垂直管理的体制优势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期间尤为突出，当民航和公路运输受限时，总公司紧急启动应急运输机制，调配全国铁路运力保障医疗物资和人员的跨省运输，仅北京南站单日就完成超过10万件防疫物资的转运任务。其行政属性体现在对票价的统一管控，如2021年春运期间，总公司根据国务院春运工作领导小组的指示，对重点城市间的高铁票价进行阶段性优惠，使返乡客流同比增加23%。这种价格调控机制有效平衡了社会效益与企业运营，但同时也引发部分专家对市场定价机制的讨论。

　　国家电网公司作为国有垄断性企业，其行政职能主要体现在电力资源配置和行业监管方面。在2018年"煤电矛盾"高峰期，国家电网通过行政指令调整输配电价，保障了煤炭运输企业的用电需求。其在新能源发展中的作用尤为典型，2020年青海光伏扶贫项目中，公司依据国务院扶贫办的部署，为23个贫困县的村级电站提供并网服务和电价补贴。这种行政介入模式在2021年碳达峰目标提出后进一步强化，公司联合工信部制定《电力行业碳减排行动方案》，通过行政手段推动火电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但2019年某省电力公司被曝存在"搭车收费"现象，反映出行政企业可能面临的监管难题。其特有的"政企合一"模式在2022年冬季用电高峰期间显现优势，公司根据发改委的电力调度方案，提前部署跨省电力交易，确保华东地区用电需求得到满足。

　　中石化集团在能源安全领域的行政职能表现得尤为明显。2016年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公司作为国家战略能源通道的建设主体，承担了中土俄三国跨境管道的运营责任。在2020年国际油价暴跌期间，公司依据国务院国资委的指导方针，调整加油站零售价格，同时通过行政手段保障加油站的正常运营，确保民众基本用油需求。这种行政干预在2021年成品油价格调控中再次体现，公司根据发改委的定价机制，对全国范围内加油站的油价进行动态调整。其在环保领域的行政职能同样突出，2022年公司参与"双碳"战略，行政主导下完成全国1300座加油站的油气回收改造，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但2018年某省中石化分公司因违规向地方政府提供土地优惠被通报，暴露出行政企业可能存在的政商关系风险。在应对突发事件方面，2022年某地突发油品供应紧张时，公司通过行政协调机制，从东北地区紧急调拨10万吨汽油，确保市场稳定。这种以行政指令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方式，使其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面临的挑战与改革方向

　　行政企业在承担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长期面临政企不分、管理僵化、效率低下等问题。例如，某省交通建设集团在2020年曾因过度依赖行政指令导致项目审批周期长达两年，远超市场化企业的平均水平。这种体制性弊端使得行政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缺乏灵活性，某市水务公司因未及时调整供水价格而陷入亏损，最终需要依赖财政补贴维持运营。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行政企业往往缺乏市场竞争压力，某地国资委下属的物业公司在2021年被曝出存在严重的账外资产问题，其管理的公租房租金长期低于成本价，导致国有资产持续流失。在监管层面，某省属国企因未建立有效的内部审计机制，导致2019年出现亿元级资金挪用案件，暴露出行政体系内部监督的薄弱环节。当前，行政企业普遍存在的治理结构缺陷，使得决策层与执行层的权责边界模糊，某开发区投资集团在2022年因管理层过度干预具体业务，导致多个产业园区项目出现重复建设现象。这种结构性矛盾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尤为突出，某市政务服务平台的数据显示，行政企业信息化建设投入不足，某地税务局下属的事业单位仍沿用纸质审批流程，导致纳税人满意度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针对这些挑战，改革需要从制度设计层面进行系统性重构。首先应推动职能分离，将行政管理职能与企业经营职能彻底剥离，某市在2021年试点"管委会+公司"模式时，将原本由城投公司承担的行政审批权交还政府部门，使企业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市场化改革方面，某省属国企在2023年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民营资本后，其污水处理业务的运营效率提升40%，成本下降25%。监管机制革新需要建立独立第三方审计体系，某地国资委在2022年试点审计委员会制度后，下属企业的财务违规率下降60%。人才培养方面，某市公用事业集团通过与高校共建"政企人才联合培养基地"，在三年内培养出237名既懂政策法规又掌握企业管理的专业人才。此外，应构建动态考核机制，某省在2023年推行的"企业绩效与社会效益双轨考核"模式中，将环保达标率、就业贡献度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促使行政企业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

　　改革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历史遗留问题的化解，某市在推进国企改革时，针对上世纪90年代形成的"三乱"现象（乱集资、乱摊派、乱收费），通过建立债务清理专项基金，三年内化解隐性债务12亿元。同时要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某开发区在2022年重组时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使决策效率提升35%。数字化转型应作为改革突破口，某省在2023年建设的"智慧国资监管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对132家行政企业的实时监控，发现异常资金流动线索17起。在绩效考核方面，某市创新采用"市场对标+社会评价"模式，将企业经营指标与同行业先进水平对比，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开展公众满意度调查，形成多维度评价体系。这些改革措施的实施，需要配套建立容错纠错机制，某省在2021年出台的《行政企业改革容错清单》中明确列出12类可容错情形，为改革者提供制度保障。

政策环境与社会影响

　　行政企业在政策环境与社会影响的交织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其运作模式直接反映国家治理目标与市场机制的融合。以中国的国家电网为例，作为典型的行政性国有企业，其存在本质是国家对能源安全与民生保障的政策需求。在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中，国家电网的成立旨在打破垄断、优化资源配置，但其行政属性依然显著。政策制定者通过赋予其特许经营权、价格监管权和跨区域调度权，确保其在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时不会偏离国家能源战略。这种政策设计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尤为突出，国家电网在灾后电力恢复中承担了超出一般企业的责任，不仅重建受损设施，还通过临时电价补贴政策保障灾区基本用电需求。其行政属性使得企业在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能够快速响应，但同时也带来了效率质疑，如2013年某省电力公司因审批流程冗长导致新能源项目延误，引发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博弈。政策环境对行政企业的影响往往具有滞后性，当国家出台"双碳"战略后，行政企业需要在政策引导下调整业务结构，但内部决策机制的惯性常导致转型困难，这种矛盾在2021年某地光伏项目审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行政企业的政策执行功能在社会保障领域体现得尤为深刻。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为例，其在2007年成立时被赋予"普惠金融"的政策使命，通过网点下沉和利率优惠，将金融服务延伸至偏远地区。这种政策导向使其在2015年"互联网+"战略中面临双重挑战：既要维持传统网点的政策性服务，又要适应数字化转型。在贵州毕节的农村地区，邮储银行通过"金融+扶贫"模式，将小额贷款与农产品供应链结合，帮助农户解决融资难题。但这种政策驱动的业务拓展也带来隐忧，2019年某省分行因过度追求政策指标，导致部分贷款项目缺乏实际效益，最终被监管部门通报。政策环境的变动性要求行政企业具备灵活的适应能力，当2020年疫情冲击下国家出台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政策时，邮储银行迅速调整信贷流程，通过线上审批系统实现政策落地，其政策执行力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补充。

　　行政企业的社会影响往往超出经济范畴，形成复杂的公共治理效应。在教育领域，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作为国家级文化企业，承担着教材编写与发行的政策职能。其在2017年启动的"农村教育信息化工程"，通过政策补贴将电子教材配送至偏远学校，有效缩小了教育资源差距。然而这种政策导向也引发市场争议，部分民营教育机构认为政策倾斜导致竞争失衡，2021年某地教材招标中出现价格垄断现象，最终引发教育部介入调查。行政企业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力还体现在就业保障方面，如中国铁路总公司在2013年改革中保留了大量国有岗位，其政策性用工模式在疫情期间成为稳定就业的重要力量，但同时也导致部分岗位效率低下，2020年某铁路局因冗员问题被国资委约谈。这种社会影响的双重性要求政策制定者在设计行政企业职能时，必须平衡公共服务与市场效率的关系。

未来发展趋势与创新路径

　　行政企业在未来的转型中将面临深刻的技术变革与社会需求升级，其核心职能将从传统行政管理向智能化、精细化、协同化方向演进。以中国电子政务发展为例，2023年浙江政务服务网实现“一网通办”覆盖率超过95%，通过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企业需求，例如杭州市“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等12个部门数据，使企业开办时间从5个工作日压缩至0.5天。这种数据驱动的行政模式正在重塑企业与政府的互动方式，深圳前海自贸区的“秒批”系统更将企业审批流程缩短至2分钟，通过AI自动核验材料、智能生成批文，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的跨越。技术渗透不仅提升效率，更推动行政企业向“服务型组织”转型，如国家税务总局推出的“电子税务局”通过区块链技术确保申报数据不可篡改，同时引入智能问答机器人处理80%的常见咨询，使征管人员得以聚焦复杂案件。

　　在政策创新层面，行政企业正从单一执行者转变为政策试验田。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企业综合服务中心”首创“政策计算器”工具，将200余项产业扶持政策转化为可量化的企业画像，通过算法匹配最适合的政策组合。这种模式在2022年帮助某新能源科技企业精准获取研发补助、人才补贴等叠加政策，资金到位周期缩短60%。类似创新在雄安新区的“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中得到深化，通过建立企业信用档案与政策适配模型，实现政策推送、申报、兑现全流程线上化。这种“政策即服务”的理念正在改变政府与企业关系，北京中关村的“政策沙盒”机制允许企业参与政策试点，某人工智能初创企业通过该平台提前试用了数据跨境流动试点政策，为其海外市场拓展赢得关键时间窗口。

　　组织形态的革新同样显著，行政企业正加速构建“平台型组织”架构。广州开发区打造的“企业服务云平台”整合300余家服务机构资源，通过智能匹配系统将企业需求与服务供给精准对接，2023年该平台促成企业服务交易额突破150亿元。这种模式下，行政企业不再是封闭的职能部门，而是成为连接政府、市场、社会的枢纽，如成都高新区的“企业服务专员”制度，通过派驻专业团队深入企业，2022年协助2300家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方案。同时，行政企业正探索“轻资产运营”模式，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体系”通过搭建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的桥梁，为中小科技企业提供低息贷款，2023年累计担保金额达87亿元，不良率控制在0.3%以下。这种混合所有制改革使行政企业既能保持政策导向性，又能引入市场化运作机制。

　　在公共服务领域，行政企业正从“政府延伸”转向“社会共建”。例如，国家医保局推动的“医保电子凭证”覆盖全国13.6亿人口，通过与银行、电商平台合作，实现医保服务在美团、京东等场景的无缝衔接。这种跨界融合在杭州“城市大脑”项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交通行政企业通过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将城市交通数据与商业数据打通，2023年春运期间精准预测客流12.7亿人次，动态调整公交线路2300余条。行政企业正通过构建开放型生态体系，将政府资源与社会力量转化为可复用的公共服务模块，如江苏省市场监管局联合多家企业开发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整合检验检测、标准制定等资源，使企业产品检测周期平均缩短40%。这种转型不仅提升服务效能，更重塑了行政企业的价值定位，使其成为推动社会创新的重要引擎。